唐朝“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有什么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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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是唐代宗年号，“建中”是唐德宗年号，但唐代文献中却从未见有关于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的记载。
最早记录这两种钱币的是五代张台的《钱录》，此书虽没有流传下来，但南宋洪遵在《泉志》大历、建中两条中都引用了张台关于这两种钱币的记叙。
关于大历钱，“张台曰：大历是代宗年号，计此时所铸。”可见张台并没有看到确凿的文字资料，他的结论仅是依据钱面年号估计的。对建中钱，张台记叙的比较详细：“张台曰：按此钱未施用，今民间往往有之，轻小于开元钱，径一分，重二铢以下，文曰建中通宝，文字漫暗，铜色纯赤，肉好薄小，殊乖白铜大钱之义”。
应该说张台对钱币本身的描述是准确的，但是因为找不到史料依据，把它系于白铜大钱就错了，这一错误也正说明唐末五代时期人们也并不清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的来历。
自宋代以后，人们为了对其有准确的认识，试图发掘新的史料，于是洪遵就把这两种钱币与大历四年正月第五琦在绛州、建中元年九月韩洄在商州铸钱的事联系起来了，认为“岂非当时铸此耶”，后世学者多据此认为当时铸造的就是大历元宝、建中通宝。
这种推测缺乏根据，首先因为新、旧《唐书·食货志》都没有明确说明第五琦和韩洄铸的是什么钱；建中元年所设铸钱炉比大历四年设炉多一倍，但出土发现的建中通宝却比大历元宝更为稀少；不同时间、不同地区铸造的这两种不同的钱币，每次又都相互伴随，同时出土。另外，更难以解释的是这两种钱币到目前为止在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商州(今陕西省商县)等中原地区的唐宋窖藏中还从未见有发现，而已知的出土发现却几乎全部都集中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以库车为中心的地区。虽也有人因此推测它们可能是在新疆地区铸造的，但又提不出充分依据。
彭信威先生则认为更可能是私铸，但又说“论理当时钱价很低，铜价却很高，牟利者只有销钱为器，岂肯溶器铸钱?…唐钱的钱文应当直读，乾封时一度违制，改为环读，旋经更正，论理不应再犯。大历钱(建中钱)却是环读，似乎不是官铸。然而私铸的人多是仿铸旧钱，不应当创铸一种新钱，所以这是一个还有待解决的问题”。遂使这两种钱币的来源成为钱币学、货币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难解之谜。
1992年初新疆库车附近的新和县通古斯巴什唐代古城遗址中又新发现一批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1993年5月初，中国钱币学会丝绸之路新疆段历史货币考察队考察途经库车时，专就这一问题作了详细调查，本文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对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的铸地作一考证，并在此基础上，试就上元元年(760年)后唐坚守西域情况作一初步探讨。
就1992年初新疆库车附近的新和县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事，我们考察途经库车时曾专此去新和县调查。据文管所同志介绍，是当地村民在一处叫通古斯巴什的唐代古城遗址中挖城寻宝时挖出来的，数量不少，很快即被抢购一空。后来在文管所同志带领下，我们在距县城西南约40多公里处的一片荒漠中找到了这座古城。古城四周沙丘群立，芦苇、红柳丛生，四面城墙虽已遭受严重破环，但仍高达3至4米不等，城垛、马面等防御设施依然清晰可辨。
关于这座古城，1928年黄文弼先生曾来此作过考古发掘并有详细记载：“旧城在庄南，名通古斯巴什，又称为唐王城，为龟兹大城之一…又本地居民在城中拾一残纸，上有唐大历年号，是此城为唐城无疑。”
我们发现城中有多处近年新被挖掘过的痕迹，其中位于城东北部靠近当年黄文弼曾挖掘过的垃圾堆一带有一深约1.5米的洞坑，文管所同志告诉我们这就是此次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的地方。根据后来我们又从别处了解的情况综合分析可知：这批钱币出土于1992年3月中旬，总数约有3000余枚，其中主要是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同时还伴随有少量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及“中”字钱和“元”字钱等。
这是一次关于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的重要发现，可惜的是除极少一部分被国家文物部门收购外，大部分都已流失，更可惜的是这么重要的一次出土，竟完全是在破坏文物的非法活动中进行的。破坏了出土的文化层，没能留下其它有价值的资料。但是，仅就出土这件事而言，还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告诉我们：
第一，“元”字钱、“中”字钱和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有密切的关系。正如清代钱币学家李佐贤在《古泉汇》中指出的那样，“穿上‘中’字乃建中之省文，‘元’字乃元(宝)之省文，‘中’字与建中(通宝)无异，‘元’字与大历元宝无异，实建中钱之别品也。”这次新和县通古斯巴什古城出土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中就同时伴随有“元”字钱及“中”字钱，证明李佐贤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即“元”字钱及“中”字钱与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有直接的关系，是由其派生而来。
第二，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与新疆库车地区有密切的关系。为便于进一步分析并论证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先来回顾一下历年来有关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中”字钱、“元”字钱的出土发现情况：
(1)1928年黄文弼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有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大历元宝是在库车大羊达克沁及拜城克孜尔佛洞中掘出，建中通宝出库车克里什千佛洞及焉耆明屋。”
(2)1957—1958年间，黄文弼第四次来新疆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库车县城东南约110公里处的大黑汰沁古城、县城北约40公里处的苏巴什古城都有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的出土，其中县城东郊约3公里的哈拉墩遗址中，探方“T10出‘中’字钱及建中通宝钱，T11也出有‘中’字钱，其次还有大历元宝、开元通宝等。”
(3)1980年在轮台县阿克土墩城堡及阔那夏尔古城都曾出土有大历元宝。
(4)1981年5月在焉耆通往库车路边的兰城子唐遗址中，出土一藏钱陶罐，“内装钱币约五、六公斤，出于好奇要了8枚，其中开元通宝5枚，建中通宝2枚，大历元宝1枚。”
(5)1984年，在位于阿克苏与和田之间的麻扎塔格古戍堡中发现乾元重宝7枚，大历元宝1枚，无文钱2枚。
(6)库车县城东郊之皮郎古城(即唐代龟兹国都伊罗卢城)曾出土建中通宝，大历元宝，“中”字钱等。
(7)奇台县唐朝疙疸遗址墙缝中发现1枚大历元宝。
(8)内蒙古和林格尔古城1959年出土一瓮唐代窖藏钱币，其中发现大历元宝4枚，建中通宝4枚和“中”字钱1枚。
(9)在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19世纪开垦土地时，曾发现数量不少的唐代钱币，以开元钱为多，其中就有2枚大历元宝和5枚建中通宝。
另外，本世纪初来库车一带考察、探险的伯希和发现大历元宝16枚，建中通宝32枚。同时期的斯坦因、桔瑞超等也都在库车及其附近地区发现有数量不等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个别的“中”字钱、“元”字钱等(18)。库车县文管所收藏的30多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中”字钱、“元”字钱等也都出自库车附近的唐代遗址中。
以上发现除个别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中”字钱出于奇台、内蒙南部的和林格尔及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外，其余全部都集中在库车及其附近地区。出土范围：东到焉耆明屋唐遗址，西到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南到于阗经和田河去龟兹的交通要道麻扎塔格古戍堡，北到库车以北的苏巴什古城，都属唐代安西都护府管辖范围。
库车古称龟兹，唐代又称安西，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历年出土发现完全都集中于这一地区，特别是1992年3月中旬一次出土即多达3000余枚，这说明它们应该是在库车地区铸造的，流通使用亦应仅限于库车及其附近地区，即是唐安西都护府在当地铸造发行的。我们认为这和天宝十四载(755年)中原发生安史之乱，唐西北驻军精锐东调平乱，吐蕃乘机攻占河西、陇右，切断了西域守军和唐中央的联系这一历史背景有关。
吐蕃是我国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地方政权，公元7—9世纪是其强盛时期。为和唐朝争夺对丝绸之路贸易线路的控制，早在唐太宗时期吐蕃就在河西及西域地区多次和唐朝发生冲突。当时唐朝国力强盛，曾有效地扼制了吐蕃的进攻。但天宝十四载(755年)“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颁州以北，皆为左衽矣。”遂给图谋已久的吐蕃以可乘之机。《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中记载了吐蕃入侵河西及西域的大概情形，“至德后(756—758年)河西、陇右戍兵皆征集，收复两京，上元元年(760年)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有旧将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府，二镇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
当时为内忧外患所困扰的唐朝，在河西、陇右失陷后，便完全失去了和西域的联系，直到十多年后仍坚守西域的李元忠、郭昕派遣的使臣于建中二年(781年)万里迢迢绕道回鹘来到长安后，朝廷才惊喜地发现西域二镇(安西和北庭)仍控制在唐朝留守部队手里。“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将士皆迁七资。”
“贞元二年(786年)，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卒”，同年5月“以伊西北庭节度使留后杨袭古为北庭大都护”，“其后，吐蕃急攻沙陀、回鹘部落，安西、北庭无援，贞元三年(787年)竟陷吐蕃。”
安西、北庭失去依托，形势更是危急，史载：“贞元六年(790年)冬，吐蕃因葛(罗)禄、白服(突厥)之众以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将兵救之”，但为吐蕃所败，“北庭失陷，都护杨袭古率部众二千余人出奔西州”，第二年为回鹘诱杀。“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否，惟西州之人，犹固守焉。”此时，唐朝国内藩镇割据，战乱迭出不穷，根本无力顾及西域，音信再次断绝，安西何时陷落不详，郭昕亦下落不明，但考虑贞元四、五年间(788—789年)悟空归国行经此地时，唐朝在包括安西四镇及北庭在内的西域广大地区仍进行着有效的管理(详见后文)
另外，于阗最早是在贞元六年后失陷，西州是在贞元八年(792年)陷落的，学术界多据此认为安西最早应当是在贞元八年之后被吐蕃攻占。
我们认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可能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安西都护府为抗击吐蕃、坚守西域而于大历、建中年间即766年—783年在库车地区铸造的。文献中虽没有发现关于安西都护府当时铸钱的具体记载，但据敦煌出土的p2942号文书《唐永泰元年(765年)—大历元年(766年)河西巡抚使判集》第153—157行“瓜州尚长史采矿铸钱置作”条记载，我们发现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在唐代宗永泰、大历年间为筹集饷糈，曾“采矿铸钱置作”，后因“数年兴作，量殚力尽，万无一成”而停罢。虽然铸钱具体内容不详，但却告诉我们当时断绝援助的唐朝守军有自行铸钱的先例。特别是联系当时西域形势，并结合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的出土发现情况及其自身铸造上的一些特点，我们仍能发现许多线索可以证明上述观点。
首先，河西、陇右失陷后，西域守军失去了后勤供应基地，亦断绝了关内援助。建中四年(783年)为平泾原兵变，德宗还曾一度想将安西、北庭割让给吐蕃。此种形势下，郭昕、李元忠为稳定守军，安抚百姓，只有在当地铸钱以筹军饷。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历年出土完全集中于库车地区就说明了这一点，北庭附近的奇台及地处“回鹘道”交通线上的和林格尔古城和米努辛斯克的发现则反映了当时河陇不通，西域守军只有绕道回鹘和中原地区联系这一历史背景。
其次，库车北山盛产铜矿、铁矿，“质颇佳”，当地至今尚保留有铜厂及铜厂河等名称，开采历史可以上溯到战国，据《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记载，汉代即“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说明当时已有很高的冶铸技术。同时龟兹还是汉二体钱之后直到唐代，西域地区唯一自铸货币的地区。公元五至七世纪古龟兹国曾仿内地采用浇铸法铸造了五铢钱，近年考古发现的众多龟兹五铢钱及钱范，证明当时龟兹地区已有很高的铸钱技术，这为安西都护府在当地铸钱提供了物质及技术条件。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当时唐朝西域守军在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的率领下，为了筹集军饷，坚守西域；同时也表达他们忠于大唐，抗击吐蕃的决心，遂奉唐正朔，采用当时正使用的唐代宗年号“大历”，仿照开元通宝钱的式样铸造了“大历元宝”，这就解释了郭昕等安西将士为何当时不就便采用早已习用的货币如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的式样来铸造货币，而是要新铸一种新钱并改变以往的命名惯例，创立一种新的钱币命名体例，即以年号来记名的原因。到建中二年(781年)安西守军经“回鹘道”和唐中央取得联系后才知道大历十四年后德宗继位，已改元“建中”，遂又铸造了“建中通宝”(通古斯巴什古城出土的“李明借粮残契”纪年为大历十五年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时间较短，建中通宝铸造数量比大历元宝要少，同时因形势所迫，建中通宝铸造的比大历元宝更为粗劣。这和出土发现情况完全相符，是一证明。
另外，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中字钱、元字钱等都“铜色纯赤”，采用红铜铸造，当时中原地区铸钱不用红铜，是用青铜铸造。采用红铜铸钱是新疆及中亚地区铸钱的一大特点，这又是一证明。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式样虽是仿照开元通宝，但铸造技术却更象龟兹五铢钱，比较粗糙，这是新疆特别是魏晋以来龟兹(库车)地区铸钱的一大特点。此外，发现的钱币中，除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外，还有其别品“中”字钱、“元”字钱等，面背无郭，铸造技术更简单，也更粗劣，这更证明了它们是在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应急而铸造的。
总之，由以上考证、分析，我们知道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其别品“中”字钱、“元”字钱等是唐安西都护府为坚守西域于大历、建中年间即766至783年间在安西(今库车)地区铸造的，并非私铸，流通使用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库车及其附近地区，主要是供驻军使用的。明确这一点很重要，不但解决了自五代的张台以来，围绕其铸地及是否官铸等长期困扰钱币学及货币史研究领域的这一不解之谜。同时，在唐史及西域史研究领域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种转折同样表现在唐与吐蕃争夺西域的斗争中。史载“上元元年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从此，唐中央失去了和西域的联系。
自上元元年(760年)河陇失守到贞元八年(792年)西州最后失陷，安西、北庭守军是如何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抗击吐蕃、坚守西域达三十多年的?对此，我们除了知道这期间西域守军曾于建中二年绕道回鹘和唐中央取得过联系及贞元初年悟空东归行记中的零星记载外，几乎一无所知，是唐代西域史研究中的一段空白。学术界曾有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公元755年直到886年间，整个西域都在吐蕃的手中，只有回鹘成为对峙、抗衡的力量”。近年通过对当地出土的汉文及胡文文书的研究，虽否定了传统看法，证明安西四镇及北庭等地在安史乱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奉唐正朔，理应在唐军坚守之中，但具体情况仍然不详。
我们通过对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铸地的考证、研究，发现当时虽和唐中央联系中断，精锐又东调勤王，但孤悬塞外的唐西域留守部队仍保持有强大的实力，为抗击吐蕃、坚守西域唐安西都护府还首次在西域地区铸造发行了货币。这一发现，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西域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补充了文献记载中的空白。下面拟以此为基础，并结合有关文献，对上元元年(760年)后唐坚守西域情况试作初步探讨。
安西守军铸行货币，说明当时虽精锐东调，但留守部队仍保留有相当实力，对西域广大地区还进行着有效的管理，社会秩序是稳定的。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反，不及半年，两京失守，玄宗避居四川，太子李亨(即肃宗)即位灵武，号召天下勤王。据记载，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受诏后，即抽调精兵，组成安西、北庭行营，在至德年间(756—758年)分三批陆续开赴关内，总数约有一万五千余人。据《资治通鉴》记载，安史之乱前，唐朝在西域的驻军有四万四千人，这应仅指汉兵，外加归安西、北庭两都护府节制的番兵，总数最少也有六、七万人。一万五千应诏勤王后，留守部队还应有五、六万人左右，仍是一支数量不小的队伍。
据前引敦煌出土p2942号文书第164—169行“朱都护请放家口向西，并勒男及女智(婿)送”条记载，可知当时西域地区相对河西还要安定一些。同上第217—226行题为“差郑支使往四镇，索救援河西兵马一万人”，其中第223行记有“四镇骁雄，伫排风而骤进”。这亦证明当时安西守军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否则，孤军坚守西域三十多年是不可能的。
另据出土的唐代文书，我们发现在这段时期内，西域地区仍存在着商品货币经济，如据阿斯塔那五○六号墓“王德实立限送钱贴”记载：大历□年五月六日王德实/贰阡伍佰文限五月末送/见官付征利/贴为记(后残) 在近年大量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的通古斯巴什古城，1928年曾出土过一件“李明借粮残契”开首就是：大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李明为无粮用/遂于蔡明义边使青麦一石七斗/粟一石六斗其麦限八月内□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白苏毕梨领屯米状”，文曰：□历十四年米□三月二十三日白苏毕梨领得/□屯米四斗麦(面)壹硕捌斗豉壹表明大历、建中年间，安西地区的社会秩序是稳定的，商品交易、借贷、屯田等社会经济生活都在照常进行。为解决这批数量不少的留守大军的饷糈，给养来源，四镇节度留后郭昕才于大历、建中年间决定在当地铸行货币的。以郭昕为首的安西留守将士在精锐东调勤王后，是作了长期坚守西域的充分准备的。
钱币出土情况大致反映了当时安西守军的主要布防地区及实际控制范围。与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同时期的唐代钱币广泛散布于交通线路上不同，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基本都集中出土发现于戍堡等驻军遗址，这说明它们是应当时需要，主要用来供驻军使用的。因此，通过对钱币出土情况的分析、研究，我们应能大致考察出安史之乱后唐安西守军的主要驻防区域。
前已详述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几乎全部都集中出土于塔里木盆地北缘以库车为中心的东南及西南地区，出土范围东到焉耆、西到拜城、南到麻扎塔格古戍堡，这说明上述地区应是其主要流通使用地区，换言之，亦即唐安西守军的主要驻防区域。
龙朔二年(662年)，冲出青藏高原的吐蕃开始干涉西域事务，因此，西域留守部队必然设重兵于库车以南地区全力防御吐蕃来自塔里木盆地南部的进攻，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集中出土发现于这一地区正反映了当时西域这种攻防形势。这在贞元初年悟空东归行记中亦能得到证实，引录如下：“自中天来至汉土，…渐届疏勒(一名沙勒)。时王裴冷冷，镇守使鲁阳，留住五月。次至于阗，…王尉迟曜，镇守使郑据，延住六月，次威戎城，亦名钵浣国，正曰怖汗国，镇守使苏岑。次据瑟得城，使卖诠。次至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右散骑常侍、安西副大都护兼御史大夫郭昕。龟兹国王白环(亦云丘兹)，正曰屈支城，…住此城一年有余。次至乌夷国，王龙如林，镇守使杨日佑，延留三月。自此又发至北庭州。本道节度使、御史大夫杨袭古。…时逢圣朝四镇、北庭宣慰使中使殷秀明来至北庭，洎贞元五年(己巳岁)九月十三日，与本道奏事官节度使押衙牛昕、安西道奏事官程锷等随使入朝，当因沙河不通，取回鹘路。…(贞元)六年二月来到上京”。
结合这段记载，我们可知：第一、最晚至贞元四、五年间，从疏勒直到于阗包括安西四镇及北庭在内的西域广大地区仍在唐西域留守部队的坚守之中，社会秩序是稳定的，并不是象传统认为的那样“安史乱后，整个西域都在吐蕃的手中”。第二、于阗以东的且未、若羌等塔里木盆地东南地区，最晚在贞元四、五年即悟空到来时已被吐蕃攻占。这就是悟空改变东归行程而从于阗向北沿和田河经据瑟得城(今巴楚脱库孜沙来古城)、安西、乌夷国(今焉耆)、北庭绕道回鹘返回中原的原因。第三、上元元年河陇失陷后，安西守军主要布防于库车南部地区，重点防御吐蕃来自且末、若羌方面的进攻。
对吐蕃攻取西域路线的探讨。关于安史之乱前的唐蕃西域之争，已多有论述，线索很清楚。但河陇失陷后，吐蕃是由何路线攻取西域的，则史无记载，亦鲜有论及。我们通过对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的研究，认为当时吐蕃很可能是从今且末、若羌一带首先打开进军西域的路线的。
且末、若羌唐代分别称作播仙、石城镇，是吐蕃占据的西域最早地区。这一带原属吐谷浑，龙朔三年(663年)吐蕃攻灭吐谷浑后为吐蕃居有。此后，唐军虽曾收复，但据吐蕃文献《大事纪年》记载，在开元八年(720年)又陷。天宝年间，唐蕃在这一地区曾展开激烈争夺，最后可能在至德、乾元年间再次陷入吐蕃，若羌米兰古戍堡出土的众多吐蕃木简，基本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吐蕃占居时的情况。
这一地区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南边缘，地处古丝绸之路南道，位置非常重要。往北通过塔里木盆地可直达库车、焉耆，向南以昆仑山、阿尔金山和青海、西藏相接，东去沙州可达河西、陇右，西经丝绸之路南道可至于阗、疏勒。早在敦煌文献《沙州图经》里就记载从若羌(即石城镇)通向四方有六条道路，其中两条东去可到沙州，两条南去可达吐谷浑及吐蕃，其余两条就是通向西域腹地的，即:一条从“(石城)镇(即若羌)西经新城取傍河路去播仙镇(今且末)。”可达于阗。一条“北去焉耆一千六百里。有水草，路当蒲昌海(今罗布泊)，西度计戍河(今塔里木河)。”可达库车、焉耆。
这样，占据了且末、若羌的吐蕃就打开了进军西域的通道。据悟空东归行记，吐蕃从贞元五年(789年)冬天开始向西域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考虑当时安西守军主要驻防于库车及其附近地区(这从当地出土发现的大量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中已得到了充分证明)，所以我们认为吐蕃应当是从若羌(石城镇)北上，经罗布泊(蒲昌海)，渡塔里木河(计戍河)，首先攻占了焉耆，断绝了安西和北庭的联系，然后在葛罗禄、白服突厥等的配合下，于贞元六年攻陷北庭，最终切断了西域守军经回鹘和唐中央唯一的一条通道—“回鹘道”，将西域守军分割包围在安西、西州、于阗、疏勒等处，使之不能相互救援，亦彼此失去了联系，“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否，惟西州之人，犹固守焉”，反映的就是当时这种形势。贞元八年(792年)吐蕃攻陷西州，于阗、疏勒、安西等处亦在这时被吐蕃陆续攻陷。至此，唐朝势力完全退出了西域，吐蕃代之而成为西域新的霸主，只剩回鹘和它相争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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