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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超毕业于哪所大学
毕业于重庆交通大学。
孟凡超，1959年12月生，四川遂宁人。1982年7月毕业于重庆交通学院（现重庆交通大学）桥梁与隧道专业，工学学士，从事公路特大型桥梁勘察设计30余年。现任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兼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桥梁及结构工程分会、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分会和中国公路学会桥梁和结构工程分会副理事长，国际桥梁协会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报》编委会委员，交通运输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内知名桥梁专家。
个人简历：
1982年参加工作以来，孟凡超先后主持、组织、参加完成吉林桥梁专家简历了20多项国内外著名的特大型桥梁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荣获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交通部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中国交通建设十大桥梁人物等称号吉林桥梁专家简历；荣获全国优秀工程设计金质奖、茅以升桥梁青年奖等。
项目设计：
厦门海沧大桥、南京长江第三大桥、武汉阳逻长江大桥主桥、青岛海湾大桥、嘉兴至绍兴杭州湾大桥等项目的方案设计、总体设计、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及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初步设计等。
2009年初，孟凡超率领他的团队进驻珠海，任务是征服一座史无前例的巅峰：完成一项横跨粤港澳三地，主线总长约56公里，集桥、岛、隧于一体， “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的勘察设计工作。
他是赫赫有名的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他的名字与黄石长江公路大桥，南京长江二桥、三桥，杭州湾跨海大桥，西堠门大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紧紧镌刻在一起吉林桥梁专家简历；他是桥梁界资深专家，将创新赋予吉林桥梁专家简历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多样化”、“个性化”是他的主题词。
曾经任九江大桥坍塌事故技术安全鉴定专家组组长时，爆言：“九江大桥的设计标准已超过了国家标准。”
桥梁专家严国敏是 哪个学校的？ 求他的简介
严国敏祖籍浙江吴兴，1925年12月出生于上海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的父亲工作勤奋，从司事渐升为事务员（相当现在的公务员），月俸颇丰，家境小康。严国敏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他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优秀。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寇侵占上海，家园遭炮火摧毁，父亲失业、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全家逃难至南京、扬州乡下，几近一贫如洗。幸而母亲心细如丝，逃难时手里紧握着的木制马桶里做了夹层，正是靠藏于其间的一些细软饰物，帮助全家渡过了难关。此后，哥哥及姐姐相继牺牲学业而参加工作，一道协助父亲，勉强维持了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及严国敏的初中学业。中学期间，严国敏不仅学业名列前茅，而且乐于助人。一位曾姓同学，家中殷实，在严国敏的帮助下，进步较快，其父母常邀严国敏去曾家切磋功课，把他视为己出，在生活上给以关照。战乱年代，曾家当时已无生意可做，决定迁回福建老家，并力邀严国敏同去，并向严家表示愿意承担费用帮助他完成学业。在这人生转折关头，为减轻家庭负担，严国敏决定随曾家去龙岩，与曾姓同学亲如手足继续共同求学生活。1943年中学毕业时，在昆明工作的父亲写信叫他去昆明上大学。曾家再次慷慨解囊，资助他由闽西向闽北转入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借道贵州，再到昆明。一路上备受艰辛，到达桂林时，他终因体力不支而病倒。此时钱已用完，不得已变卖行李赖以生存。后幸得父亲的故旧相助，病体稍有好转后又继续前往昆明。到达昆明时已是1943年秋天，因错过了大学招生期，其兄资助先进入云南大学预科就读，其后考入西南联大土木系。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1946年初，三校组建的西南联大分制分拆各回天津、北平原校。当时国民党为了笼络人心，办了“义民回乡”之举，免费用卡车或轮船送“义民”回老家，严国敏也因此回到上海，恰逢大学招生，他报考了唐山交大和清华大学两个土木系二年级插班生，都被录取。由于西南联大情结，他选择了清华大学，于1949年毕业。
奋发有为的青年时期
严国敏年少时勤奋读书，立志科学救国。在他中学时代正是日寇侵华时期，亲眼目睹国民党军队实力不济，常常溃不成军。他既憎恨日寇给中国人带来苦难，又深痛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他积极参加一些进步的学生运动和夜间护校纠察队的工作。从西南联大转至北平后，他对于解放战争形势有发自内心的兴奋，对新中国的光明怀着极大的憧憬和希望。
严国敏在清华大学毕业时的学业成绩非常优秀，曾被学校作为土木系唯一一位应届生受聘留任清华大学当助教。但由于党的“统一分配”政策规定，教务长周培源为难地向他解释了学校聘书有悖于当时政府对应届毕业生必须统一分配的政策，因此严国敏被分配到铁道部，在工务局桥梁处设计科工作，从此一生与祖国的桥梁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宝剑锋从磨砺出
1950年2月初，工务局改为工务总局，严国敏被分配到技术科的桥梁股工作。同年4月北京桥梁载重检定站成立后，他又去检定站。由于他理论基础扎实，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独立开展绘图、计算、做桥梁材料表、材料试验等工作。桥梁标准图材料表是根据以前中国桥梁公司所设计的一套标准图而制，虽有很完善的断面尺寸，但所用的材料其长度均没有在图上标示出来。严国敏根据这些标准图所用的一切材料的尺寸数量和重量，详尽计算，列表汇总，使这些标准图真正成了精确、详尽、适用、方便制造和施工的经典定型图。
严国敏一丝不苟、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深得领导的赞许和高度评价。在试验工作方面，从设计科到技术科，所有各地外局报送工务局代做的材料试验，均由他负责绘出试验曲线并写出详尽的试验报告。在绘图工作方面，他参加了增编《桥涵工程设计手册》的编著工作。他绘制的图纸，布置合理，线条粗细均匀清晰、字体清秀、尺寸标记分明无误，加上材料表的各项数据精确全面，使阅读者深感满意。技术科的领导见他这样的人才难得，为了进一步培养磨砺他，常派他出差去现场见习，多接触些实际的东西，使他的良好理论素养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
在调到桥梁检定站后，严国敏经常去工地。在第一次深入京津沿线时，他做了京山线的落岱桥、W-14号桥以及津浦线的白河桥的载重检定。第二次又做了津浦线上的藤梁桥、大汶河桥、张河桥以及京山线的87号桥的载重检定工作。他还做了全国各大桥（包括郑州黄河大桥、济南黄河桥、哈尔滨三棵树松花江大桥等）的钢梁检定工作（丈量尺寸、补充图纸、检验计算、核定等级）。
经过实践的磨炼，严国敏的智慧和才华得以充分显露，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为他日后的桥梁设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开创中国铁路第一片预应力梁
1951年底，中央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就开始规划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严国敏作为拔尖人才，被选调到设计总局武汉大桥设计事务所从事设计工作。在桥梁界前辈胡世悌、王序森、刘曾达等专家领导下，他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工作，因为技术知识全面，常常在分析及解决复杂技术课题时有独到见解和首创精神，不久就成了这些专家们的得力助手。
在沈山线大凌河的沉井设计中，他就写出了早期的沉井算例的技术报告，被擢升为一级技术员。此后又在刘曾达总工领导下，勘测西南铁路桥址的工作，并对一些大桥的设计工作独当一面，主持总体设计。1954年，他成为解放后第一批被提拔的青年工程师。1956年在陇海线新沂河大桥上，他开创了第一孔跨度23.9米铁路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的设计，当时是国内首创的P.C.桥。他在1956年土木工程学报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了《23.9米跨度铁路预应力混凝土梁的设计介绍》论文。严国敏既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也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他在1956年担任了科总工程师，主持了内昆线宜宾岷江大桥、重庆市牛角陀嘉陵江城市公路大桥、陇海线新沂河大桥的总体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1958年他所在的北京专业设计院合并到大桥局设计处（后改为设计院），仍任科总工程师。
1959年南京长江大桥开工，这座桥的水文、地质条件较复杂，洋人认为中国人是无法修建的。为慎重起见，严国敏去上海虚心请教李国豪教授，探讨桥梁共振问题。又向周念先教授请教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上的理论问题，颇得启发。他在南京大桥指挥部的设计处任设计组长，大胆将预应力梁的设计推向了新的高度，主持并改进了31.7米跨度的公路和铁路预应力的“T”形混凝土梁的通用图设计。当时，南京大桥的总工程师陈昌言，为了验证这种新型预应力梁的强度、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提出做静载极限试验。结果证明严国敏设计的梁完全符合原设计要求，充分反映了他在预应力梁设计上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这种梁迄今运用40多年，未发现任何质量问题，没有调换一片梁。严国敏还参加了成昆线各桥钢梁设计及枝柳线麻阳大桥的总体设计工作。当时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缺乏营养，他经常拖着病弱的身体坚持工作，并认真负责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十年动乱时期，严国敏也无例外地受到“再教育”的冲击。1948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一次到西山郊游，学生们自带午饭在一家饭店门前的广场上用餐，恰逢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到这家饭店用餐。蒋、宋下车后看到这些清华大学学生，就和同学们合影。这次巧遇，这张照片，就成了审查严国敏的历史材料。让他到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接受审查。严国敏胸怀坦荡，直言不讳，后经内查外调，最后证明他并没有什么政治活动。1972年他回到设计院仍任科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后又提升为院副总工程师。
当时国民经济受到四人帮的破坏，业务工作不多。严国敏原有的英文和俄文基础相当扎实，又自学了德文、法文和日文，并在业余时间饶有兴致地翻读一些外文读物。俄文名著《静静的顿河》、德文书籍《奇妙的光线》、《格林兄弟童话选》及《五十天》等，是他工作闲暇时极好的乐趣与消遣。下班在家做家务时，口里还不忘背诵外文词汇，他这种认真和执着的学习精神，使其子女深受感染。在出差途中，他大胆与同车厢的日籍旅客进行日语交流。一有闲暇,严国敏更是孜孜不倦投入到外文书本中，这为他日后对专业文献的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九江长江大桥引桥预应力梁设计新创举
1976年，严国敏到九江长江大桥北岸组织设计小组，这是他第三次主持设计该桥引桥上的预应力梁。他以其独到深刻的理念和造诣，主持设计了40米跨度无碴无枕箱形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梁，是国内首创的桥梁新型结构品种。对轨道上的无碴无枕箱形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梁来说，由于没有通碴的厚度来调整上拱度的影响，势必就会增加正常的轨面高程而可能影响高速行车的稳定和安全。因此，如果预应力梁上拱度的问题不能妥善地解决，就会影响预应力梁的发展和使用条件。
严国敏对这种预应力梁除了从应力、张度、抗裂等因素来考虑外，又从结构的变形角度来考虑对结构在使用中的影响。过去在研究钢筋混凝土梁变形方面，通常以考虑活载产生的挠度影响为主。而对预应力梁而言，他特别在设计、制造、施工及使用上，对上拱度的影响给予了充分重视和研究。他根据自己在南京大桥原设计制造的31.7米跨度T形的预应力梁的上拱度（含弹性上拱度和徐变上拱度）的统计数据，证实了弹性上拱度的实测值与用弹性理论的结构力学公式计算的计算值基本一致。但徐变上拱度由于与混凝土的级配、环境湿度、养生方法、预应力大小、张拉龄期、截面尺寸及形式（梁体理论厚度）等诸因素有关，因此其离散性较大。他根据实测资料分析，发现同一种梁的徐变上拱度因桥而异，同一桥的同一梁也因梁而异，种类型式不同的梁则出入更大。在研究徐变上拱度（ft）与弹性上拱度（fe）之间的关系时，引入一个徐变系数（Φt），又根据现行铁路桥规提供的混凝土收缩徐变的变形值在紧拉后10天为终极值的33%，30天为40%，60天为50%，半年为75%，一年为85%，三年为100%，可得出时间与徐变的关系曲线来推算徐变上拱度的终极值。根据31.7米T形预应力梁的实例数据，得出徐变系数接近1.0。笔者针对40米跨度的预应力箱梁，先作了梁号自025～075共50片梁3年以上时间的上拱度终极值观测，得出的徐变系数为0.570，及时向严总提供了一系列的实测数据。严总参考了笔者提供的资料，当机立断将制梁台座上预设的下挠度70mm改为50mm。他同时对这种新型无碴无枕梁在施工工艺上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当时负责施工制造的孟庆浩主任工程师也非常重视，在制梁时十分注意混凝土的材料质量、级配、水灰比、养护、立模等各个环节的质量要求。制造出的288孔40米跨度（全长40.7米）的预应力梁，没有一片出现质量问题，经过40年的运营，迄今无大的病害出现。实践见证了严国敏在预应力梁上的创举，获得了杰出的成就。他及时总结写出了《40米跨度无碴无枕预应力简支箱梁设计中的一些问题》的论文，发表在1982年第三期土木工程学报上，又译成英文提交于1986年在印度新德里FIP第十届年会作为交流论文。
著、编、译、辅工作并驾齐驱
为了把桥梁科技事业的发展推向前进，严国敏广泛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桥梁建设经验，他结合自己的工作心得，撰写了一大批专题论文，或编著专论书稿，或翻译各种外文论著及规范。他文笔漂亮，文章内容扎实且具有言简意赅、厚积薄发的特点。他撰写了多篇英、俄、日文桥梁专题论文，发表在国外有影响的刊物上，向世界报道我国桥梁建设的新技术及新成就。同时他身为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会员，曾多次参加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维护及扩大了中国桥梁界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
晚年，他从未滋生消极情绪，反而为了桥梁事业，更加专心致志地伏案工作。他深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年龄已进入生命的暮色，遥望着西天的晚霞，他发自内心地呼唤：“朝阳、夕阳都是太阳，是太阳就要发光。”“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他于晚年发表了中文论文30多篇、英文论文16篇，日文论文2篇。由于他才思敏捷，博学多识，在科技上开拓创新，一生中留下的著、编、译颇丰。他的著作主要有：《国外预应力工艺体系》《现代斜拉桥》《现代悬索桥》等；编译的各国桥梁文献资料达200多期，每期约6000～20000字。他用毕生的心血换来的这些宝贵财富，为我国的桥梁建设及桥梁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严国敏在桥梁理论上造诣颇深又具有丰富的设计实践经验，经常被有关高校和学术单位特邀聘请，曾先后担任过西南交大、长沙交通学院、长沙铁道学院、宁波大学的兼职教授，华中理工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铁道部桥梁工程科技情报中心顾问，广东虎门技术咨询公司通讯咨询专家，铁道部技术鉴定委员会特邀专家以及多所高校硕士及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或委员。
他在讲学、答辩中，条理清晰，立论新颖，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精彩绝伦的观点和分析，充满前瞻性的理念，深得听讲者的钦佩和诚服。他在一些会议上发表意见，直言不讳，睿智精辟，深刻独到，这与他学识渊博、积淀颇深的才华是分不开的。他确实是我们所见到的难得的才思横溢、思维深邃缜密的学者之一。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德才兼备，方称贤才。“德”好比水之源头，“才”是水之浪花；“德”为木之根本，而“才”是木之枝叶。桥梁泰斗茅以升说过：“先做人，后做事。”严国敏一生作风正派，在生活上朴素无华，胸襟坦荡。在技术上敢于鲜明地用理论论证一些敏感问题，从不说模棱两可的话，敢于直言，秉持己见，从不随风倒当骑墙派。他在预应力梁上的开拓创新成就，独树一帜，卓见非凡，可以说对我国桥梁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成绩。1998年，他说：“今年我已经73岁了，今后也没有计划参与国际学术活动了，当然只要我脑子还能用，写点文章，做点译文也是要做下去的。希望青年一代不要不如我们，要学好外语，在技术上要刻苦钻研，敢于并善于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最多的大国，在各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应该是赴会人数最多的，关键是要培养青年一代参与，注重国际交流活动，这样才可使祖国在国际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桥梁事业竭诚热爱，奋斗一生，直至病逝前两个多小时，还致力于对国外优秀桥梁建设的文章翻译。2000年1月21日上午，严国敏还在对《桥梁信息资料》的打印件进行复核和剪贴，中午饭后稍加休息，又像以往一样，继续埋头书案工作，至下午3点才去卧室午睡。17点30分，突然气喘病发作，未能抢救过来，于17点45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75岁。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放下了他毕生挚爱的桥梁建设事业！
茅以升生平简介
茅以升
（1896—1989）
茅以升吉林桥梁专家简历，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本世纪30年代，他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吉林桥梁专家简历我国桥梁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主持吉林桥梁专家简历我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应用的开拓者。在工程教育中，始创启发式教育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教育改革，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长期担任学会领导工作，是我国工程学术团体的创建人之一。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他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1916年茅以升通过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其成绩之优秀，使该校教授们大为惊讶和赞叹。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原唐山路矿学堂）的研究生一律免试注册，茅以升为母校在国外争得极大声誉。1917年，获硕士学位。经导师贾柯贝（H·S·Jacoby）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授，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从此，开始了前后30余年的工科教育事业。次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副院长）。1922年7月，他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东南大学工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河海工科大学，茅以升任首届校长。1926年，任北洋大学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即北洋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校务管理、教学体制，课程设施、教学设备等，都作过重大改进，使学校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深受师生的拥护与爱戴。
茅以升五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始终关心母校兴衰，为母校赢得了荣誉和功绩。1991年，西南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后唐山铁道学院迁四川省易名西南交通大学）树茅以升铜像永志纪念。
茅以升开创了“学生考先生”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终身致力于教育改革，发表了《工科教育之研究》等20余篇论著，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理论结合实际的教育制度。
茅以升从选择桥梁专业时起，就把培养桥梁建设人才和在祖国江河上修建桥梁视为自己的终身目标。1933年，他辞去舒适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请，担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职务。茅以升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于1937年11月，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因建桥功绩，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荣誉奖章。
1942年，他赴贵阳任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筹备中国桥梁公司。着眼未来，他将钱塘江桥工处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吸收到桥梁公司，培养他们成为桥梁建设的技术骨干。
茅以升深知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1950年，他又欣然接受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后为院长）的职务。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仍以过人的精力，不辞辛劳，开始了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业。经32年的辛勤耕耘，该院已发展成专业齐全，实力雄厚的综合研究机构，为铁路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铁道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在科研领导工作中一贯主张理论结合实际，强调继续教育，倡导专题经济核算，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一生勤奋学习、不断研究创新。结合钱塘江桥的设计与施工，他与工程师们共同研究“流沙与冲刷的关系”、“如何将木桩头深深埋入江底”、“倾斜岩层上的沉箱如何稳定”、“合金、铬钢杆件的性质”等，研究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古代桥梁等问题。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和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他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工作均无法正常进行，他以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这期间，他应大桥局总工程师之请，研究桥梁振动问题，解除了人们对武汉长江大桥在大量群众步行过桥，桥身晃动所产生的困惑。
茅以升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他是最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著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著和科普文章约占1／3。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在1981年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为加强国际科技交流，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他曾先后率团访问捷克、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日本、美国，并作学术报告。他在华侨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工作，号召两岸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统一“大桥”各修一座“引桥”，使海外华人、港台同胞深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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