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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两代雕塑解析
秦代雕塑
sculpture of Qin Dynasty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四川雕塑加固设计招聘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朝的雕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即利用雕塑艺术为宣扬统一功业、显示王权威严的政治目的服务，在建筑装饰雕塑、青铜纪念雕塑、墓葬明器雕塑等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成就。
建筑装饰雕塑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凭借高度集中的人力与物力,大兴土木。首先,在都城咸阳北坂上营造六国宫殿；其次,加固扩建了跨越渭河的横桥,并在渭河南岸营建新朝宫——阿房前殿;最后,又在骊山北麓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园。这些巨大的建筑工程，均用雕塑作品进行装饰美化。
瓦当是强烈反映时代艺术风格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咸阳市东郊窑店镇附近的秦宫遗址，曾出土浮雕着鹿、鸟、昆虫纹的圆瓦当；西安市西郊巨家庄附近的阿房宫遗址,出土四鹿纹、四兽纹、子母凤纹圆瓦当;骊山秦始皇陵区，出土夔凤纹大瓦当；皆以饰纹华丽、风格清新而著称。
此外，在咸阳故城秦宫遗址还出土两种大型空心砖，其一是刻画着龙纹、凤纹、水神纹的空心砖，其二是模印着回纹、菱格纹的空心砖，皆铺砌在宫殿阶基地面上，由此可见秦代建筑装饰雕塑的发展概貌。
秦国有悠久的石刻艺术传统，在凤翔西村春秋时代的秦宫陵园中,曾出土两件高约22厘米的石俑;战国时代，秦昭王在咸阳兴建横桥,曾雕刻忖留神石像；此外,在蜀郡都江堰又雕刻镇水石牛。秦始皇时期，玉石雕刻有了显著的进步,据晋王嘉《拾遗记》记载,秦代的刻玉善画工烈裔,“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另据《三辅黄图》记载，秦代加固扩建横桥时，曾雕刻古代力士孟贲的石像；营建骊山陵园时，雕刻一对头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开启了后代在陵墓前雕造石兽、石狮或石辟邪之先河。
青铜纪念雕塑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贾谊《过秦论》亦有“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之语。参考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编钟架形象，可知秦代铸造“钟金人十二”，即是供咸阳宫中两具曲尺形双层编钟架上使用的人形铜立柱。
另据《汉书?五行志》、《西京赋》、《水经?河水注》及《三辅旧事》等文献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铸造12个“各重二十四万斤”的“金狄”，即12个身着“夷狄服”的大铜人,配列在阿房殿前,铜像胸前刻有李斯撰写的赞颂秦始皇统一功业的铭文，其政治作用不可低估。
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两乘大型铜车马，每乘包括四马、一车、一驭手,车马形体相当实物的1/2，每乘总重量达1200公斤以上,铸造工艺十分精良,形象极为生动(见彩图[铜车马(秦) 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一号带伞盖的铜车，驭手作立姿,其性质当为导车；二号作篷盖的铜车,驭手呈坐姿,其金属辔绳末端刻有“安车”等字铭。据考证，此车系仿照秦始皇巡视全国时的御乘而铸造，旨在纪念秦始皇“平一宇内”的不朽功业（见秦始皇陵彩绘铜车马）。
墓葬明器雕塑 即供随葬用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各种材质的偶人车马。秦代有大型的陶塑兵马俑及圉师俑、小型的木雕侍者俑等两种。前者集中发现于陕西临潼县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园附近；后者于1978年发现于河南泌阳县官庄村秦代末年的墓葬中,共有木俑4件，身高11～16厘米,面形浑圆丰满,俑表施彩绘,作拱手侍立状,造型甚古朴。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就着手穿治骊山；在四川雕塑加固设计招聘他去世前，陵区内已是“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从20世纪40年代起，在秦始皇陵园东北隅的临潼县焦家村附近，曾陆续出土一种高约70厘米的圉师俑（马），作跽坐姿态，造型质朴优美。
[秦始皇陵兵马俑群]
1974～1976年,在陵园东垣外的临潼县西杨村南,地处东陵道之北侧,先后发现3座埋藏大型陶塑兵马俑的从葬坑，出土数千件与真人真马等高的兵马俑，其躯体采用泥条盘筑法塑造，头像则运用模制加手塑的方法制作。这批兵马俑标志着秦代雕塑艺术的卓越成就，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精神风貌,体现了王权的极度威严(见彩图[秦始皇陵兵马俑(秦)陕西临潼出土])。其主要艺术特点是：形体高大,崇尚写实,手法严谨；类型众多,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令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见秦始皇陵兵马俑）。
参考书目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秦汉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北京。
汉代雕塑
scuipture of Han Dynasty
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牵牛石像]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现存两汉大型石刻，尚有陕西省城固县饶家营汉博望侯张骞墓前的1对石虎（或称石辟邪）,约雕造于西汉元鼎（前116～前111）年间，虽已严重风化，犹存雄健姿态。另有咸阳石桥乡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出土的石走虎、青海海宴出土的石虎座等。西汉小型石刻，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坝桥及兴平北吴村出土的石虎镇等。
东汉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属石翁仲性质者，有安帝元初(114～120)年间雕刻的河南登封中岳庙前1对石人，作夹道而立、 拱手拄剑状,用方柱形石材雕成,形貌朴拙。原存山东曲阜张曲村、今存曲阜孔庙的2件石人，高约254厘米，雕造于桓帝时期(147～167)，胸襟前分别有“汉故乐安太守君亭长”和“府门之卒”篆书刻铭，神态肃穆恭谨。江苏东海昌梨水库 1号墓的妇女抱婴蜀柱、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的多人物高浮雕蜀柱，其形体虽略小于上述石刻人像，而生动活泼程度过之。
[李冰石像]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2号墓出土光和五年(182)雕刻的骑马石俑最为出色，通高79厘米，刻画一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怡然自得的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理，显示圆雕技艺益趋成熟。四川省出土东汉石俑较多,其中，重庆江北区鹅石堡东汉墓出土3件伎乐石俑，姿态或坐或立，以刀法简洁、形象生动见称；峨眉双福乡出土农夫、部曲、伎乐等石俑，以形象丰满、神态淳朴见长；芦山石马坝出土2件镇墓石俑,或持锸执箕，或执斧捉蛇，以形貌狞猛为特色。
东汉石刻艺术的成就还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动物雕刻上。山东临沂石羊岭出土的1对石羊(故宫博物院)，高95厘米,用矩形石材雕成,胸前分别镌刻“永和五年”(140)、“孝子孙侯”、“孙仲乔所作羊”等隶书刻铭，形象古朴典雅，富有装饰趣味。雕造于桓帝延熹(158～167)年间的汉汝南太守宗资墓石天禄与石辟邪,高约165厘米，虽遭风化剥蚀，仍具挺拔豪迈之气势。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高109厘米，身长166厘米，躯体矫健，神态威猛，保存状况最佳。此外，陕西咸阳沈家村出土的1对石兽、山东嘉祥武氏祠的1对石狮、四川芦山杨君墓石狮及雅安姚桥高颐墓石辟邪等，均属东汉晚期的优秀石刻。
玉雕 汉代玉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不少高浮雕的西汉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乱。风格与此相近者，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圆雕玉人与浮雕玉剑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与螭虎纹玉佩等。
西汉后期的玉雕作品，首推陕西咸阳北郊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圆雕玉奔马,质料晶莹润泽,雕琢精美，此作品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贵族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处还出土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造型浑厚古朴。传世的西汉玉雕如藏于美国萨克勒氏手中的灰绿玉辟邪，亦呈昂首奋进状，背上踞坐羽人，艺术构思和咸阳出土玉奔马相仿。
东汉玉雕，有河北定县北陵43号墓出土透雕加线刻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圆雕玉辟邪等。
陶塑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及受封的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权力;其大宗者,现已发现3批:①1965年秋出土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11个从葬坑中,计有骑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时期某位高级将领。骑兵俑高50～68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约44～48厘米，多数敷彩，制作精美，神态威武（见杨家湾陶俑）。②出自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为步兵俑和射击俑。其中作举臂投射状的射击俑，姿态极生动。③1984年冬在江苏徐州狮子山麓发现2个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皆作四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气势森严。主墓尚未发现，推测墓主人是西汉前期封在徐州(彭城)的某位楚王。
西汉侍女俑，在陕西西安姜村、临潼均有出土，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见无影山陶塑）。
[陶塑骑兵俑]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反映农业生产的作品，有广东佛山出土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出土持锸执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执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出土的背儿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婴俑、新都出土的持镜执鞋俑、河北内丘出土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出土的庖厨俑、河北内丘出土的舂米俑；反映医疗卫生的，有河南南阳出土的针灸陶人；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出土的各种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出土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出土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出土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县宋家林出土的立式说唱俑等。后者高66.5厘米，作者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四川雕塑加固设计招聘我陶醉的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出土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马等。
木雕 汉代木雕继承了楚、秦艺术传统。遗留至今者多属圆雕的偶人车马，木版浮雕仅在江苏盱眙东阳及邗江胡场西汉墓中有少量发现。
西汉前期的木俑，以云梦大坟头、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出土者为代表。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木俑,轮廓鲜明，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尚存战国木雕之古朴遗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木俑，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精致,较战国木俑更为写实传神。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车仗奴婢木俑群，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执斧工奴俑、驾车木马及木轺车等24件，生活气息很浓，人物身材颀长，躯体轮廓极富曲线变化，衣纹质感很强，彩绘服饰鲜丽。
[彩绘木俑]
西汉后期木俑，以江苏连云港云台高高顶、高邮县天山、盱眙县东阳、仪征县烟袋山、邗江县胡场、湖南长沙杨家湾刘骄墓出土者为代表。其中，连云港出土高51厘米的抄手侍俑，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木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仪征与邗江出土的跽坐说唱木俑或伎乐木俑,手势生动,五官清晰，表情幽默，标志着西汉后期木雕艺术有了长足进步。广东广州皇帝岗出土西汉晚期木船模型，附有5名作片状造型的举桨划船木俑,侧面姿态颇生动。
东汉木雕在河西走廊出土较多，著名的如武威东汉墓出土的木雕舞俑与侍俑、木雕镇墓独角兽、木狗、木猴、木牛、木马、木鸡、木鹅等，刀法明快、造型简洁（见武威汉墓木雕）。
青铜雕塑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西汉初期墓出土的几组铜俑。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 1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出1匹青铜马,高约115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期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土1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遗例如陕西西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出土的铜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状,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出土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铜羽人]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出土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铜大马(高约116厘米)、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亦颇足称道。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面形铜支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见彩图[长信宫灯(西汉) 河北满城出土])。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的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
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
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
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饰物。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 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显示了滇族匠师非凡的艺术才能。
[二虎搏猪纹透雕铜扣饰]
参考书目
《中国美术全集?秦汉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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